香港二樓書店 > 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

推薦序 ? ?? ?

那些年，我們被北韓綁架的日子

涂豐恩（「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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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觀看遠東地區的夜間衛星照片，會狐疑地發現其中有塊缺乏亮點的黑色區域。這片黑色地帶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曾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公室主任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在她描繪北韓生活的《我們最幸福》一書中，以上述一段話拉開了序幕。這樣的意象，似乎反映著許多人對北韓的印象：一個神秘而奇特的國家。它被中國、日本和南韓包圍，對比三者的繁華富庶，北韓的黑暗更顯得引人注目。

　　無論在新聞媒體還是出版市場中，北韓是個永遠讓人張大眼睛、豎起耳朵的主題，因為與它相關的一切，似乎總是充滿戲劇性，不管是那總是穿著土黃色夾克的親愛領袖金正日，或是他的兒子，梳著油頭、偶爾在鏡頭前笑瞇瞇的接班人金正恩。在外界看來，這個國家躁動不安而且神經質，是個不聽話的壞孩子，好像一個不高興，就要準備發動戰爭。更糟的是，不少人也懷疑，北韓手中早已握有毀滅性的核子武器，是個名副其實的不定時炸彈。金氏家族代表了一個瘋狂而古怪的政權。

　　二○一七年的二月十三日，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哥哥金正男在吉隆坡機場被毒殺，更是助長了各種傳言。手足相殘，宮廷內鬥，這種電視劇的情節，竟然在二十一世紀真實上演，能不讓外界充滿好奇嗎？

　　如果金正男的悲劇只是北韓內部的風暴，美國大學生溫畢爾（Otto Warmbier）之死，可就沒那麼簡單了。這位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年輕人，在造訪北韓時，據說因為試圖偷竊宣傳文宣，遭到判刑和監禁，經過幾度外交斡旋，才被放回故鄉。可是當時的他已經陷入昏迷，沒過多久旋即辭世。消息一傳出，不少美國人感到忿忿不平，覺得自家的子弟受到欺負，被北韓這個殘酷的政權虐待而死。

　　在沸沸揚揚的相關討論中，也有聲音認為，美國社會不免大驚小怪、反應過度：北韓政權對人權的侵犯早已眾所皆知，非得要到一個美國人受害後，方才對此恍然大悟，不正顯示過往美國民眾對這個問題的漠視？但話說回來，美國社會對這個事件的反應也是情有可原，畢竟誰能不對自家人投注多一點關懷。更重要的是，如果北韓政權對外國人都如此殘酷無情，它會對待如何自己人民，似乎也不難想像了。

　　近年來，我們屢屢看到從北韓脫逃而出的人──所謂的「脫北者」──出面控訴，揭露共產政權下的北韓面貌，更強化了一般人這樣的既定印象。如果你和我一樣，關心臺灣書市，一定注意有本書近來高居銷售排行榜不下，作者是名從北韓脫逃而出、面貌姣好的年輕女孩，她跨越了中、韓邊境，一路脫逃，最後到了自由的彼岸，在美國進了大學，並四處分享自身的經驗。這群「脫北者」的自述在出版市場中自成風景，儼然形成新的一類傷痕文學，他們的勇氣與官方政權的暴虐無道恰成對比，強化了題材的戲劇性。

　　但與這些情節多少類似的脫北者自述相比，《非請勿入區》一書講了一個更為古怪，更為讓人意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不是從故鄉脫逃的北韓人，而是被北韓政府跨海綁架的日本人。他們往往在生命中的某一個時間點，莫名其妙被強行帶到了異地，然後住進了北韓政府在首都平壤設置的「非請勿入區」，別無選擇展開新生。

　　在極權政府統治的國度裡，異議者「被消失」往往不讓人意外；但是跨國綁架，對象又是一般尋常人物，恐怕就讓人為之側目了。從一九七○年代末以來，這種在日文中被稱之為「拉致」的綁架事件，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前前後後加起來，受害者竟也高達數十人。任職於紐約大學的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偶然在《紐約時報》的一角看到這則新聞，產生了好奇，因此發揮調查報導的精神，一路追索，帶領讀者理解這事件的來龍去脈。

　　為了寫作此書，博因頓發揮記者本色，做了不少人物訪談，包括綁架事件的受害者與其家人。不過這些人的現身說法，只是《非請勿入區》的一部分內容。博因頓在描述事件的同時，往往還退後一步，拉長視角，帶入歷史的脈絡。因此在他筆下，這場綁架事件不只是日本與北韓的當代衝突，還可以一路上溯，連結到殖民時代的愛恨情仇。據他所言，北韓在對被綁架者的洗腦內容中，一再強調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時所犯的罪行。

　　這樣的佈局方式，讓整本書的敘事變得更為豐厚，也因此有別於脫北者的自述、或是其他企圖揭露北韓面貌的獵奇之作。藉由這樣的手法，博因頓也提醒了我們，北韓政權並非如許多人所以為的那樣一成不變。在本書的第一章他便寫道：「今日的北韓是世界最貧困與最孤立的國家，但在蓮池薰遭綁架的一九七八年，北韓卻是亞洲最令人稱道且最繁榮的共產主義政權。一九六○年，北韓的人均所得是南韓的兩倍。」

　　北韓是否曾是「亞洲最令人稱道且最繁榮的共產主義政權」，答案恐怕有待商榷，但的確，在一九七○年代，北韓曾經一度對外開放，許多歐洲國家都建立了活躍的外交與經貿關係。換句話說，南韓今天的光鮮亮麗，與北韓今日的黯淡無光，確實並非一開始就如此。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韓與日本在那段時間的互動。在書中，博因頓藉由一位「日朝親善協會事務局長」佐藤勝巳的故事告訴我們，二次戰後有段時間，日本的左派知識份子與民眾，對於北韓的共產政權近乎心嚮往之。相較之下，南韓總統朴正熙所領導的獨裁政府，反倒讓他們保持距離。一九五九年，有批戰後駐留在日本的韓國人，便在日朝雙方的合作下，因此被送回了北韓，讓南韓政府為之跳腳。

　　也是出於類似心態，綁架事件長期在日本國內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博因頓寫道：「由於日本對於自己在殖民時代為韓國帶來的苦難仍帶有補償心態，因此日本的左傾媒體、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總是不願對與韓國有關的事物加以批評。偶爾有傳言提到有人遭到綁架時，這些綁架事件總被當成反韓偏見的產物而遭到忽視。」這些現象，在在顯示了歷史的諷刺與弔詭。

　　但全書最引人深思的，我以為是在接近尾聲的時候，博因頓寫到其中一名受害者蓮池薰，在經過多年劫難之後，終於能夠重返故鄉，與親人相會。但這卻不是一個歡喜大團圓的故事。恰恰相反，當蓮池薰回到祖國後，他與分隔已久的家人竟然起了強烈衝突。他的哥哥以為，弟弟應該會迫不及待地想要逃離那個奇怪的國度，儘速重返日本社會，可是已經在北韓結婚生子的蓮池薰卻似乎不這麼想，他所展現的態度，讓哥哥蓮池透不禁抱怨：「他有點不對勁。他總是談北韓的事，彷彿他是個北韓人。」

　　這代表著北韓政權的洗腦成功，抑或是另一種的日久他鄉變故鄉？從蓮池薰的角度看來，他反而不解，何以家人要急於將他抽離北韓，無論是好是壞，那畢竟是個他已經生活了二十年的世界。對於身分認同感興趣的讀者而言，蓮池薰的故事是值得注意的題材。

　　蓮池薰與其他被綁架者的經歷雖然顯得離奇，但博因頓寫來十分克制，像個冷靜的旁觀者、稱職的報導者。不過，北韓發動這一波綁架行動的動機到底何在，目的又是什麼，在故事的最後，他似乎仍然未能完全解答。但這不是博因頓的責任，許多專研北韓議題的學者，對這問題的答案也是莫衷一是，只能提出各種推論。這些跨海綁架事件，究竟是北韓政權瘋狂失控的表現，或是另一個別有心機（卻可能未能實現）的策略，也只有留待時間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