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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新世界史》之「新」

　　目前該是將歷史性質的理解通盤翻轉的時候了。歷史研究的對象不是過去嗎？對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頂多是拼湊過去的一鱗半爪，作「局部」的復原。我們掌握過往時代必定不如當時人，正好比一個外國人不會比本國人更瞭解其地一般，這難道不是自明之理嗎？

　　我在這裡鄭重地指出：這個廬山中人方識此山的觀點是錯的。一個古埃及的村民不會知道同代有巴比倫；法國大革命在里昂進行期間，里昂人對巴黎革命的訊息會比今人少。事實上，當時人所知比我們還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們統攝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當作終極理想，即使擁抱這個理念，比起古人來，今人仍是奧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統攝「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將焉附？這個「今」越往後移、離「古」越遠，能花在將「古」這張意義錦緞的紋路編織得更精緻的工夫就越多，因此，歷史（過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在這裡，亦必須糾正自然科學已進入範式階段、史學仍局處每個時代各說各話的前範式階段的誤判。在全球化意識駸駸來臨的今日，還將民族建國時代的意識敷泛於歷史敘事者，會予人上演穿越劇之感。這也是《新世界史》之所以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國」的窠臼開其端，用農牧的辯證關係將兩河與尼羅河文明鏈扣。關鍵在兩者之間的「環阿拉伯游牧－放牧複合帶」，它形成於農牧革命誕生地的環兩河山側地帶西段之日趨乾旱，在農牧兩業中偏向了「牧」，顯示「牧」並非是次於「農」的低級階段，而是平行的發展。這個「複合帶」是閃語系的原鄉，它從兩河古文明之曙光期即滲透美索不達米亞，從「複合帶」噴發出來的最晚近一波即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征服。有春耕秋收的農耕民方需要年曆，放牧民觀月之朔望即可。古代近東出現過世所罕見的太陽國埃及，今日卻是伊斯蘭的新月旗插遍近東一代。

　　將古代近東建構為一個單位之餘，本書用「衛星定位」將它定位為伊朗高原的西緣，其東緣則為古印度河流域文明，於是伊朗高原變成了範圍更廣的鏈扣；高原東西兩側是古代近東式的旱作農業，簡稱之為「麥與羊的文化」，它與印度河流域的關係正如環兩河山側地帶與美索不達米亞的關係，但古印度文明後來似乎又被多蓋上了一層。如今雅利安入侵印度說已動搖，那麼一個更穩妥的古印度文明二次奠基說就是長江流域的「米與豬的文化」的入侵；如此看，印度次大陸成了遠古文明的中分線，也是會師之地。

　　此處顯示：不作跨地域的連結，只就地域論地域，那麼，各自摸到的只是歷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即使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遠古的華北不能脫離歐亞大草原的關係，華南的水稻革命可以是中國文明起源論之一環，也可以是南亞語系和南島語系的源頭。南島語系則是最後把地球填滿的族群，憑的是殖民大洋洲─一部比哥倫布更偉大的史詩。中國文明起源論不該變成畫地為牢。

　　從地貌觀之，西半球是東半球的對立命題（antithesis）。後者的文化傳播乃橫向傳播，西半球的傳播是垂直型的，需跨越不同氣溫帶，導致文化的傳播受到阻滯。這個東西兩半球的對立命題後來也被作者用在非洲史上，指出：非洲的北半部是「東半球形態」而南半部是「西半球形態」，但非洲的問題是：北半部地貌雖具「東半球形態」之利，卻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至於美洲，整體相對歐亞大陸來說是「西半球形態」，但在自身範圍，北美洲卻是內部的「東半球形態」而南美洲則是「西半球形態」的典範。今日地球的南北對立等同貧富兩極化是歷史與地理的合謀。

　　全球化的世界史勢必去西方中心論。歷來寫波希戰爭都站在希臘的立場，波斯變成希臘史的半影部。本書改從波斯帝國的角度透視「波希戰爭」，也給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提供了一個亞洲的縱深度。當時中國還未遞秦漢大一統，亞歷山大先到達內亞，張騫於兩個世紀後方抵此地，把這條歐亞橫貫公路接通。到了這個轉捩點，世界史的全球化視野就寬敞得多。

　　這個尖峰時刻醞釀已久。在公元前六世紀，所謂「人類史的樞軸時代」已進入高速檔，歐亞大陸的幾個中心分別原創了後來普世化的思想體系，在這裡，還看不出跨地區影響的痕跡，因為它們的基礎性設定大異其趣。「樞軸時代」為人類設計了新型號的文明，老一代的文明沒有跟上的就被淘汰了。亞歷山大開展的希臘化時代將「樞軸時代」的某些因素提煉成普世救主型的宗教。排在第二卷中的第十八章〈彌勒與彌賽亞〉分兩節來說明此現象：在「希亞文明」項下，它敘述從中國邊境遷徙至內亞的大月氏建立的貴霜帝國，它跨內亞與北印度，融合了原始佛教、伊朗祆教、希臘化時代的救主政權以及人體塑像，發展出貴霜型大乘佛教（即進入中國的北傳佛教）；在「希羅文明」項下，則探討以色列子民對民族救星的期待在羅馬帝國的容器內被柏拉圖化、同時向個人追求永生的希臘化祕儀模式靠攏，最後被納入羅馬國教的官僚體制，形成一個簇新的基督教會。與這個精神發酵配合的則是由秦漢、貴霜、安息與羅馬四大帝國組成的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鏈帶，以及將它們串起來的絲綢之路。

　　古代帝國鏈帶受到草原帶的衝擊而瓦解，乃世界古代史終結的一把統一量尺。這裡暗含歐亞大草原的「歷史拓樸學」（historical topology）。它在匈奴、突厥、蒙古這三個草原霸權（也是三時段）的東西流向中勘測其歷史走勢：一般來說震央在蒙古草原，該地的草原帝國多誕生於對中華帝國的挑戰，這類草原霸權較次要的右翼恆以巴爾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地區」為中心，它是在蒙古草原的政權失敗後退據之處，算是備胎；從七河地區，由東方敗退的草原勢力可建立次級帝國，亦可進一步越過楚河，圖謀「河中地區」，南窺呼羅珊；如遇到伊朗文明帶的阻力和來自後方其他游牧族群的壓力，會直下印度，或北走哈薩克草原、越過烏拉爾嶺隘口、進入歐洲，至匈牙利而抵歐亞大草原的極西端，再往前走就是森林或農田了，故亞洲游牧民在入歐後多以匈牙利為大本營（前後三次是匈奴人、阿瓦人、馬扎兒人──後者即今日匈牙利人）。蒙古旋風將有專章處理：蒙古人並非在中國邊界上碰壁才西竄的，而是主動西征，但其波濤洶湧的河床是同一道。

　　「歐亞大草原的歷史拓樸學」之雄圖還不只限於闡述歐亞大草原與南方文明帶的互動，而是在世界史的寫作中首次探討北方寒帶林木地帶與歐亞大草原的歷史生態學：縱觀上下數千年，草原早期的霸主是印度歐羅巴族群，彼等乃最早馭馬駕車、胡服騎射者。阿爾泰族群原本可能是「林中百姓」，他們走出草原，從印歐人處學得馬政，並挾蒙古草原為草原之冠之優勢，逐漸將印歐人逐出草原，使歐亞大草原成為阿爾泰語系的同義詞。被匈奴驅至歐洲深處的阿蘭人與哥特人可能不是最後的一批，在歐亞大草原中段的殘餘有可能苟延至六世紀。

　　這個草原帶的換防濫觴於匈奴時代末期，匈奴從漢帝國邊疆遁走後，音訊渺無，後來猛然如天兵天將般空降在歐洲的地平線。這是由於世界史冷落了薩珊帝國與笈多帝國等歐亞大陸中間地段，付出的代價是使匈奴史成了謎。匈奴在二世紀下半期至三世紀的行蹤仍不明，蓋二世紀時貴霜帝國仍健在，堵住了草原民族南下之路。至三世紀上葉，在波斯，更強大的薩珊王朝取代了安息，並歸併貴霜的西部與北部，匈奴南下更為其所阻。至五世紀末，薩珊與貴霜的後繼者笈多帝國雙雙頹敗，「白匈奴」之熾焰遂現於世界史的螢幕，此集團可能包含印歐族的殘餘，其攻勢導致笈多帝國的覆亡，薩珊人唯有與崛起中的突厥人聯手始將其解決掉。本書因此糾正了一個視差：匈奴在中國邊界上碰壁後，不是一味地往西進入歐洲，他們的活動震撼了整個歐亞文明帶北疆全線，「匈奴時代」的落幕不在歐洲，反而是在歐亞大陸的中段。匈奴時代落幕之處，正是突厥人時代序幕之地。

　　羅馬帝國其實離歐亞大草原最遠，但除了漢帝國之外，卻垮得最早也最徹底。這是因為來自草原的巨浪與羅馬的長期邊患匯流。羅馬在被匈奴海嘯沖刷的前後，須對付的邊患都是從事農耕的哥特人，匈奴在歐亞大草原西端末梢──牧草面積只及蒙古草原4%的匈牙利──建立牙帳，曾一度將這個傳統邊患組織起來，成為阿爾卑斯山北的大國，它之迅速瓦解，卻造成羅馬之末運。在羅馬末世，是用御用的哥特人抵禦北疆的哥特人，殘局也是由這些忠心的哥特人支撐的，他們最後變成羅馬的「中央」，羅馬從歷史中淡出，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再扮演「羅馬人」，並非傳統教科書所謂「日爾曼人南下滅亡羅馬」，如果還將日爾曼人誤認為草原民族，則荒天下之大謬。

　　至草原史中後期，在西部始有芬匈語系（烏拉爾語系）從寒帶林中闖入阿爾泰語系的天下，但未能搖撼後者的霸權，且為時較晚。過了數百年，文明地帶亦開始挾「火藥帝國」之威對草原甚至林木地帶進軍，草原帶與定居帶間之形勢對比丕變，意味著前者最終步下世界史舞臺。這些議題將穿插在第二、三卷裡。

　　《新世界史》的全球視野概如上述。第二卷寫作最艱辛的部分是「中古的印度」，比處理陌生的史料更艱辛的是構思：一方面需突顯印度史自身發展的獨特性，用它來糾正傳統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框架之濫用造成的誤差，另一方面仍須將它納入「世界中古史」。古印度河流域文明沒有出土銅範，它的青銅器是靠發達的國際貿易進口的，它也具同代文明間最先進的都市規劃，卻因沒發現可破解的文字而被歸入「史前」，待早期印度史邁出這個既是「史前」又是進口的「青銅時代」、進入雅利安的「鐵器時代」後，因都市的沒落，歷史分期法反而倒退回新石器時代的以陶器類型為準則。

　　此後，印度史固然參與了普世性的「樞軸時代」，但印度至公元前三世紀始出現書寫，故印度這個「樞軸時代」有一大半是在「史前」進行的。出現於「樞軸時代」的佛教與耆那教等因被套用了西洋史範本，常被曲解成馬丁路德與喀爾文對婆羅門「國教」的改革。其實它們是替後起的「印度教」鋪路。佛教反而首先成為印度第一帝國孔雀王朝的「國教」。古婆羅門教殺生獻祭、可吃肉，在佛教與耆那教的「戒殺生」的攻勢面前，轉而力主素食，卻將葷食者「賤民化」，將原本倡非暴力以揚眾生平等的教義用來強化種姓制度，故印度教是一件將佛教與耆那教反過來穿的衣服，而後兩者在某意義上乃印度社會種姓化的共犯。耐人尋味者，從笈多帝國（320∼550）開始，女神崇拜、性力崇拜、將穢物神聖化的密教漸成為印度的新浪潮，一度經不食人間煙火化的改造、對「塵世」汙染極端畏懼的印度教這件衣服又朝身體化方向再度被反過來穿。相對世界各大宗教的輪廓鮮明，印度教倒類似一個各類怪魚的養殖場，唯一演變為普世性宗教的佛教是「去印度化」的。

　　印度史的內在邏輯好比一個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停止適用的重力奇異點（singularity），但任何跳脫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範本之重力場的其它地方（包括中國）都是重力奇異點。果真這樣，那麼我們的《新世界史》不如索性往東一角、西一塊互不關聯的「舊世界史」書寫逆退。擺在「新世界史」面前的課題是如何在尊重印度史內在邏輯的條件下將這段印度史「中古化」？本書的策略仍然是新世界史思維：伊斯蘭乃公元後才出現的現象，公元1000年前後，突厥人終於突破阿拉伯征服被長期局限於西北隅的僵局，長驅直入北印度，將公元第一個千年印佛兩大系對立局面轉換成最近一千年印伊兩大系的對立局面。也在公元1000年前後，密教化的佛教在印度本土燈滅前的最後據點孟加拉傳入西藏，成為後者的文化認同；在同一時期，斯里蘭卡的南傳佛教開始成為除越南之外的東南亞文化認同。「中古」時段也目睹印度變成一個逐漸組成的印度洋經濟的一部分。

　　傳統的世界近代史的重頭戲是西方的崛起，《新世界史》將探討在西方締造的世界經濟之形成期，中國這個先進的超巨型市場有否扮演了壓艙石之角色？它能否證實「唐宋變革論」之宋代中國乃世界近代化早春的命題？還是該印象乃進入新千年以來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地位的回溯性投射？如果這個修正主義能成立，它將大幅度改寫傳統西洋近代史的海洋中心論，將其往海洋與大陸互動的方向調整，不再單方面強調西方的尖兵角色，而忽視了中國和印度的誘發、後勤和壓艙作用。這個改寫是否成功，得視《新世界史》末卷付出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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