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中國古代哲學史(2版)

序

　　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就是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民國七年九月寫成付印，民國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國四十七年，這部書出版以來，整整三十九年了。臺北商務印書館現在用「萬有文庫」的五號字本「中國古代哲學史」重印，仍用「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名稱。我做了一個正誤表，附在卷尾。

　　「萬有文庫」本是民國十八年用五號字重排的。（原書是用四號字排的。）那時候，我在上海正著手寫「中國中古思想史」的「長編」，已決定不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中」的名稱了。所以當時「萬有文庫」的編輯人要把我的哲學史上卷收在那部叢書裡，我就提議，把這個五號字重排本改稱「中國古代哲學史」。我的意思是要讓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單獨流行，將來我寫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後，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後的見解來重寫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我不預備修改這本「中國古代哲學史」了。

　　我現在翻看我四十年前寫成的這本書，當然可以看出許多缺點。我可以舉出幾組例子：（一）我當時還相信孔子做過「刪詩書，訂禮樂」的工作，這大概是錯的。我在正誤表裡，已把這一類的話都刪去了。（二）我當時用列子裡的「楊朱篇」來代表楊朱的思想，這也是錯的。列子是一部東晉時人偽造的書，其中如「說符篇」好像摘鈔了一些先秦的語句，但「楊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請讀者看我的「讀呂氏春秋」（收在胡適文存三集。）我覺得呂氏春秋的「本生」，「重已」，「貴生」，「情欲」諸篇很可以表現中國古代產生的一種很健全的個人主義，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楊朱篇了。呂氏春秋不二篇說「楊生貴己」，李善注文選引作「楊朱貴己」。我現在相信呂氏春秋的「貴生」「重己」的理論很可能就是楊朱一派的「貴己」主義。（三）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裡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節述「列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也曾引用列子偽書，更是違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裡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的原則。我在那一章裡述「莊子書中的生物進化論」，用的材料，下的結論，現在看來，都大有問題。例如莊子寓言篇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知其倫。是謂天均。

　　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環，莫知其倫」八個字，這裡說的不過是一種循環的變化論罷了。我在當時竟說：「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現在讓臺北商務印書館把我這本四十年前的舊書重印出來，這是因為這本書雖然有不少缺點，究竟還有他自身的特別立場，特別方法，也許還可以補充這四十年中出來的幾部中國哲學史的看法。

　　我這本書的特別立場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個學派的「名學方法」（邏輯方法，即是知識思考的方法，）認為這是哲學史的中心問題。我在第八篇裡曾說：古代本沒有什麼「名家」。無論那一家的哲學，都有一種為學的方法。

　　這個方法便是這一家的名學。所以老子要無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說言有三表，這都是各家的名學。因為家家都有「名學」所以沒有什麼「名家」。

　　這個看法，我認為根本不錯。試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陸王的爭論，豈不是一個名學方法的爭論？朱晦菴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這豈不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學方法的爭論嗎？南宋的朱陸之爭，當時已認作「尊德性」與「道問學」兩條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個方法上的爭執。兩宋以來，「格物」兩個字就有幾十種不同的解釋，其實多數也還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這本哲學史在這個基本立場上，在當時頗有開山的作用。可惜後來寫中國哲學史的人，很少人能夠充分瞭解這個看法。

　　這個看法根本就不承認司馬談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辦法。我不承認古代有什麼「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稱。我這本書裡從沒有用「道家」二字，因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書裡從沒有見過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稱，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謂法家」的標題，在那一章裡我明說：「古代本沒有什麼法家。我以為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只有法治的學說，並無所謂法家。至於劉向劉歆父子分的「九流」，我當然更不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