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教授韓森曾與中國學者榮新江主持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耶魯大學歷史系合作的「重聚高昌寶藏」計畫。《絲路新史》根據絲綢之路上七個地點（其中六處在中國西北地區，一處在撒馬爾罕外圍）考古發掘的文書和文物，寫成一部關於絲綢之路的新史。「絲路」二字首次出現在在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地圖中，隨著後人不斷沿用此一名詞，加上（對漢、唐、貴霜、羅馬等官方歷史）的傳統研究推波助瀾，絲路作為一條貿易之路並以絲綢為貿易大宗的錯誤形象漸漸成形。本書見解處處挑戰傳統觀點，解讀近百年絲路沿線綠洲出土文物與文書，衝擊人們過去對「絲路」歷史的錯誤觀點與想像。例如：



　　絲路不是從長安一路通往羅馬的一條商路，而是由多個短程路線斷續組成。

　　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大秦）從未發生直接貿易（考古出土最早的羅馬硬幣屬於拜占庭帝國）。

　　絲綢更常被當成貨幣而不是商品。

　　對絲路居民而言紙張比絲綢更為珍貴。

　　絲路城鎮市集上販售的更多是當地產品，而非舶來品。

　　絲路的主要旅人不是商人，而是受地方戰火波及而流離失所的難民與使節團。（在尼亞發現的近千件西元三、四世紀佉盧文書中僅一件提及「商人」。）

　　絲路貿易的常態是綠洲居民短程、以物易物的小規模貿易。



　　作者撰寫本書時特別重視這條道路上交易最為頻繁的商品之一：回收再利用的紙張，以及文書的書寫、保存及其攜帶的祕密。絲路居民很少銷毀紙張，而是收集起來再利用。寫了字的官文書、契約等紙張最後成為紙鞋的鞋底、紙糊塑像和其他隨葬品。這些文書以絲路上多元文化的多種語言寫成，如古漢文、梵文、粟特文、佉盧文等，其中許多是只有少數學者能理解的死語言。當考古學家用蒸汽把這些文物分開時，隱蔽的紙張層被分離，記載在紙上的祕密躍然呈現。通過這些紙張，考古學家閱讀著有關布匹價格、財產糾紛、醫藥處方以及一千年前某市集中關於一個女奴價格的記載。出土文書在《絲路新史》一書佔有重要位置，這些文書提供難得的機會，讓我們能夠洞悉絲路上一般人的生活圖景，並且有機會識別出事件的主要參與者、交易的主要貨品、沙漠旅隊的大致規模，以及貿易對這些地方的影響。



　　閱讀本書後，讀者會發現絲路上更有趣且更頻繁發生的是文化、宗教信仰和技術上的交流，比起過去我們以為的貿易之路，其歷史重要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敦煌石窟更是絲路社群維持近千年的宗教寬容特質的體現，藏經洞就像一個時空膠囊，佛教僧人似乎是有意識地保存用梵文、于闐文、吐蕃文、回鶻文和粟特文書寫的摩尼教、祅教、基督教、猶太教與佛教諸文本，確保這些珍貴歷史不受伊斯蘭侵略者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