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稀遊記：三個人•三種旅行

自序

愈來愈分不清的「離開」與「回到」　楊照

　　我二十四歲，才第一次出境，搭上美國聯合航空的班機開始我的留學生涯。在東京成田機場短暫停留後，接著是長達十四小時的跨洲航程。一路上，我幾乎始終保持清醒，無法入睡。在全機艙陷入一片濃重睡意時，我起身漫走，走到廁所旁的小窗邊，探頭往下看，意外地發現窗外竟然不是雲層，而是清澈得不可思議的晴空；還有，穿過三萬呎的距離看到的，竟然不是原本想像的大海，而是一片陸地。

　　動用我的一點地理知識，我瞭解了，這架飛機應該是由東京朝北飛，經過北極、阿拉斯加進入美洲上空，越過了廣袤的加拿大領土，才轉南去到美國東岸。我看到的陸地，很有可能是阿拉斯加，甚至是北極冰層。

　　心底突然升起一陣悸動。我在北極上空！人類花了多大力氣，才去到北極，看到了地球的端點，但現在，我可以輕輕鬆鬆，在整飛機的人都無疑是昏睡狀態中到達、又通過了北極。我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空間、距離、險阻，變得如此容易克服；但也因此，穿越空間、距離、險阻就不再能讓人有何感受，經過北極又怎麼樣呢？值得犧牲幾分鐘的睡眠來注意一下嗎？

　　居住在美國將近七年的時間中，我和太太進行過一次美西之旅。在奧克蘭機場租的車是全新的，總里程表上只有七十多公里，十天之後還車時，車子變成了風塵僕僕的中古車了。被我增加了三千公里的里程，去了舊金山、優勝美地、大峽谷、拉斯維加斯、洛杉磯、聖地牙哥，甚至到了墨西哥的提華納（Tijuana）。那真是一場壯遊，至少是比較接近前人的旅行方式。必須長途跋涉，開很遠的距離，才能從一個點去到下一個目的地。而且前一個停留之處，和下一個，天差地別。自然和人為的奇景、華麗與破敗、繁榮與荒涼，許多極端的情境在我們眼前陸續展開，在對比刺激中擴充了我們的視野。

　　另外還有許多開車的里程數，是耗在以波士頓為中心，巡行北美東岸。最北到達魁北克、蒙特婁、維多利亞河口，最南到達巴爾的摩。紐約去了二、三十次吧，新英格蘭的各式小鎮去過了上百個，還有，秋天時適合觀賞紅葉的景點，應該也去過了上百個。對那塊地方的風土人情，有了遠比自己家鄉更熟悉的掌握。

　　我們也藉回台灣轉機的行程，到了東京五天。從此開始了和日本的關係。幾年之後，我們養成了固定「回到」京都的習慣。是的，即使是第一次到京都，第一天早上從酒店走到東寺，身處在大木柱間，我就有了奇妙的「回到」的感覺。不是記憶、經驗的「回到」，毋寧是一種生活夢幻的「回到」。在我的身體內裡，一定有過潛在的生活渴望，讓生活中所處的環境與所使用的器具，都用恬適之美洗滌過一次能有多好的那份渴望。京都是這種自己都說不清楚的幻夢的突然、部分實現，旅行卻走進了自己的夢的奇特感覺。

　　二十年來，我們除了多次到京都之外，還去了九州島、北海道、北陸，以及在大地震大海嘯發生前一個月，去了日本東北，飽覽一個月後就被海嘯無情摧毀的秀麗海岸，並且搭車兩度經過一個月後發生核災的福島。一個月前像天堂般的地方，一個月後成了全世界人屏息在電視螢幕上看到的地獄災難景象。

　　就在和馬家輝、胡洪俠對照寫「稀遊記」專欄的這一年中，我的生活有了劇烈的變化。女兒離開了台灣，前往德國漢諾威繼續她的音樂教育。二○一三年六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和今年一月農曆年期間，半年間我去了德國五次。既是離開，也是回到。離開台北，回到有女兒在的漢諾威。離開漢諾威，回到自己的城市台北。兩邊都是到達，但也兩邊都是離開。哪一趟、哪一個方向比較像旅行呢？到了第五次的來回，我真的弄不清楚了，或許回台北更像旅行？或許我會因而用一種旅人的眼光，重新審視台北這座城市，並找到一種旅行指南的既熱中又冷靜的語氣，來描述、說明台北？

　　以漢諾威為中心，我開始探索歐洲。上了聞名全世界的德國高速公路，感受了身邊一輛時速高達兩百公里的車超越過去時帶來的風切震動。啞然看著車上導航顯示目的地在三百公里之外，卻同時告訴你預計可以在兩小時十五分內抵達。距離與時間的關係改變了，累積了二十七年的開車經驗改變了，連帶的，我對人的居住環境的預期也改變了。

　　在德國時，我開車帶女兒去參加音樂會演出。車上導航顯示：目的地在三百公尺前方，可是我眼前看到的，卻是一片漆黑的荒野。錯過了停車場入口，又倒車回來，開進一個感覺荒無人煙的地方。我們心中同時想著：「誰會來這種地方聽音樂會？」一個小時之後，真的像是精靈用魔術變出來似的，會場大門敞開，從門廊中湧進來兩百多位盛裝的聽眾，微笑、優雅、專注地落座等待音樂會開場。

　　那一刻，我對未來幾年可能會有的歐洲巡旅經驗，充滿了興奮期待。

自序

那只是旅行史前史　馬家輝

　　曾經在微博看到一則轉發，大意是說，讀了馬家輝的《死在這裡也不錯》一書，覺得不錯，但他去過的地方和旅行的方式都太主流了，沒有冒險，欠缺另類，不夠刺激，那就是說，不來勁，不過癮。

　　我是完全同意的。從二十歲離開家門，在台北，在芝加哥，在麥迪遜，再回香港，四個城市分別住了長短不一的日子，中間因為工作或學習或度假的理由而到不同的地方兜兜轉轉，但再兜再轉，來來去去去去來來確都是「主流」之地和「主流」之法，貪圖方便與舒適，快樂仍是快樂的，卻終究欠缺了兩個字：熱情。如果用顏色做比喻，我的旅行以淡淡的藍色打底，跟火熱的紅色有著長長的距離。

　　不是不想紅，而是紅不起來。主要因為體力和健康的理由。我的體能極差，易累，易疲，易焦慮，易緊張，一旦去得太久遠或太激烈，即像手機沒電，玩不起來，難以盡興，甚至很可能有生命危險。譬如說，一直一直極想去西藏，但心肺功能不夠強，平常登山稍高即覺頭暈，那便不敢冒險了，有了高原反應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記得二十多年前看報上娛樂新聞，說歌星許冠傑到拉薩拍電影《衛斯理傳奇》，有了高原反應，腦部缺氧，住院了，死裡逃生，健康仍受嚴重打擊。回港後，他隱退了一陣子，重現舞台時，的確神情有異，唱歌不夠氣，說話緩慢，思考遲鈍，令歌迷如我很心痛也很擔心，或許由此留下心理陰影，聞西藏而色變。

　　又比如說，黑龍江吧，一直一直極想去冰天雪地走一走，置身北國，感受暴寒，可我身體偏偏怕寒，讀過梁文道替我寫的書序即知道，我受不了寒冷，只要溫度降至十五攝氏度以下，我即要穿三件毛衣兩條褲子，一旦到了極北，恐怕一下飛機我即喊著要回香港，或寧可躲在酒店房間二十四小時足不出戶。去不了，不敢去，畢竟只是南方小男子。

　　好吧，南方，何不去印度看看？本來是可以的，我不太怕熱，頂多流汗，多喝水便可，沒啥大事，然而我的胃腸不夠堅強，吃的喝的稍有不潔即易生病，輕則拉肚子和嘔吐，重則胃痛如絞，躺在床上動彈不得。而且我怕髒，甚至愈老愈有潔癖，一天洗澡三回，一日洗手一百遍，那麼是絕對不能去印度之地，否則很有可能變成一趟「印度醫院之旅」，從下飛機起便直往急診室奔去，白費氣力與精神。

　　是的，老去。老去有老去的悲哀，但亦不是沒有老去的解脫。既然老了，反正很快會死，便常暗想，何不豁出去，以前不敢做的事情都去冒險一下、嘗試一下，若能僥倖免禍，最好，否則，天下無大事，大不了是病是死，總好過坐在家裡平平安安，臨到壽終正寢之際始覺遺憾？有此一念，便頗想有新的旅行計畫，跳離「主流」，擁抱「另類」，徹底擺脫昔日的安全旅行方式和安排，啥都不怕，闖蕩去也。當然這種所謂「另類」只是我的個人另類，什麼西藏什麼黑龍江什麼印度，對其他人來說根本是小兒科的事情，毫無刺激可言；但於我，你的尋常已是我的刺激，我是需要面對風險的。

　　所以，之前的去這去那並非我的全部旅行史，我仍有計畫，一部旅行史，有待續寫。甚至不妨說，之前的旅行史只是我的「旅行史前史」，只是熱身的準備，待我這兩年把手上的工作安頓好處理好，即再起步，朝著自己昔日恐懼和迴避的地方走去。

　　我的私人旅行史，真正的旅行史，第一頁仍然空白。快到了下筆的時候，等著瞧。可是，話說回來，誰知道是否真有時間呢？香港黑社會電影不是常有這樣的情節嗎？黑幫老大宣布金盤洗手，幹完最後一票便不再幹，卻總在幹最後一票時被捕被殺。生命無常，說不定在我真的把手上工作處理好後，忽然，江湖有事，健康有事，什麼地方都去不了。

　　到了臨終，說不定，我的私人旅行史仍是空白一片。如黑龍江的十二月白雪。

自序

當生活變成一場旅行　胡洪俠

　　十六歲之前我沒有去遠方旅行的紀錄。那些年我到過的最遠之地，是距我們村子一百多公里的衡水。不過，我去衡水是為了上學，算不得旅行。我們甚至很少用到「旅行」這個詞，要表達類似的意思時，總愛說成「出遠門」。村裡人很少出門，一旦誰家有人要出門，遠近都當是個大事。

　　上路的前一個晚上，長輩們都覺得有義務要登門叮嚀那出門的人一番；等那人遠行歸來，東鄰西舍更是爭著去噓寒問暖，耳邊一聽到些遠方的新鮮事，嘴裡就不停地嘖嘖有聲，感嘆不已，也羡慕不已。等故事聽完，他們又否定了自己剛剛產生的羡慕，比如，他們會說：「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收收心，好好過日子吧。」然後抬頭看一眼滿天的繁星，將菸頭就地一扔，就咳嗽著回自己家睡覺去了。

　　村裡人有事才出門，平白無故跑到幾百里之外玩幾天，這在他們看來是沒有必要的，是不可思議的，是難以置信的。如此說來，「出遠門」和「旅行」乃至「旅遊」並非完全是一回事。一九八○年代初，從城裡颳來一股新風，叫做「旅行結婚」，大家才慢慢知道有「旅行」這回事。於是，在村裡人的辭典中，「旅行」就成了結婚辦喜事的一種方式，成了修飾「結婚」的形容詞。趕集的時候，你會聽到下面的對話：

　　--孩子的喜事辦了嗎？

　　--辦了辦了。

　　--怎麼辦的？是按老規矩辦的，還是旅行的？

　　--孩子們願意辦旅行的，當大人的也沒辦法。嘛旅行啊，糟蹋錢玩兒。

　　所謂「旅行」，在這裡成了不靠譜的事。我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到十六、七歲，有多少機會旅行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旅行，是參加衡水地區團委組織的活動，和幾十位團支部書記一起上了一次泰山。大概是一九八四年的事，現如今記憶年久失修，此刻想得起來的只有兩端：其一，起個大早攀泰山十八盤，氣喘吁吁奔到山頂看日出，卻遇天陰雲重，連一縷陽光也沒看到；其二，同行者中有位年輕貌美小女子，當時沒怎麼留意，話也沒說一句，回來後不久竟嫁給了我同事，還和我做了幾年鄰居。

　　之後旅行的機會漸多，但範圍不出華北，城市不過北京、天津、石家莊等三、四個而已。那時候，這幾個城市，除了雨雪天氣，哪天不是藍天白雲？如今它們卻和衡水小兄弟一道，肩並肩闖入了全國霧霾城市排行榜的前列。那時石家莊西郊蒼岩山蒼翠遍野，潭水清冽。北京秋天紅葉紅得鮮亮，冬天湖冰凍得厚實。因從小缺乏歷練，我其實很不善遊山玩水，每去一地，以逛書店為第一選擇和最大樂趣，公園之類只好充做我旅行日記的插圖。縱使如此，現在想起昔日流連過的景色，腦中湧現的畫面依然是那種飽滿和活潑的彩色。

　　到了一九八八年，我的旅行總算衝出了如今的「霾伏圈」，一舉直搗海南島。因要在島上求職，所以海南之行更像「出遠門」。這趟門出的真是又遠又長，近一個月的時間，除了登門遞簡歷，就是在海口的老街或者新區晃來蕩去，渴了買一個新鮮椰子猛吸，餓了就去那家熟悉的路邊攤檔吃份牛腩飯。流落在蕉風椰雨中，望著酒店裡的燈紅酒綠，我們常常一邊懷疑自己的世界觀，一邊堅定自己的人生觀。

　　多年後，一位早在海南扎根的同鄉來深圳看我，我對他說，我怨恨當年拒絕我入職《海口晚報》的海口市某常委，是她讓我的「闖海南」希望變失望，夢影化泡影。同鄉說，你換個角度想想，你應該感謝她才對。如果當年她把你留在海南，哪裡還有後來的你和現在的你？剎那間我頗有頓悟之感，從此就把對某常委的怨恨變成了感恩。

　　我去海南求職時，韓少功、蔣子丹他們正在海口辦《海南紀實》雜誌，可惜當年縱使相逢也不識。後來我在深圳主編《文化廣場》，他們在海口辦《天涯》，我常約他們寫稿，相互也就熟稔起來。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忽然接到他們的邀請，說北海有個筆會，歡迎參加；期間有越南之遊，可助文興。我高高興興就去了。遊輪下午啟航，夕陽西下時，作家們和副刊編輯們興致尚高，照相機?嚓成一片。入夜，忽然風急浪高，暴雨大作，偌大一條遊輪果真像樹葉般在茫茫海面上隨怒濤前仰後合。艙內歌聲遠遁，笑聲隱沒，唯聞嘔吐聲四起……等大家昏沉沉起床，天早已大亮。

　　你漫不經心地走上甲板，正要抱怨昨夜的罪過，忽然發現，海面如大地一般平靜，湖藍綢緞一樣的海水，晨光中正神祕莫測地望著你，包圍著你，托舉著你，而左前方，或右前方，或這裡，或那裡，正有一座座不知何處飛來的山峰，互不隸屬，徑自獨立，悠然蕩漾在海面上。身邊有人高喊：「下龍灣到了。」另有一人相和：「『海上桂林』到了。」

　　是為我首次境外之遊。儘管去的是越南，起點不算高，畢竟也算是出過國的人了。而真正的出國旅行，要到四年之後。一次難得的赴英國訪問機會，我竟然意外得之，實在榮幸之至。二○○二年九月，我去了倫敦，去了愛丁堡，去了威爾斯，去了牛津康橋。一個國外旅行的新時代在我面前展開了。

　　自首次旅行至今，三十年矣。旅來行去，獨門心得不多，扛回家的舊書不少。我依然沒有多大的遊興，更沒有勇氣去流浪，去探險。今後的旅程選擇，我給自己定下一條「內外有別」的原則：在國內，多去我沒去過的地方，如內蒙、寧夏、貴州等地；在境外，則多去我去過的城市，像倫敦、巴黎、威尼斯、巴塞隆納、雅典、柏林、海德堡、美茵茲等等，以及台北。

　　即使哪裡也不去吧，如今每天的生活和旅行又有什麼區別呢？我的家鄉，我出生的那個村子，距深圳有兩千多公里。我出了一趟很遠的門，一出就是幾十年。我是久別故鄉的旅人，是常居他鄉的移民。一個自小不知何為旅行的人，就這樣把旅行變成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