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民主政治發展之初，西方的理論家裡就已有人指出，民主誠可貴，但領導亦絕對不可廢，否則民主就只全讓「平庸」（Mediocrity）當道，早期的美國民主理論家裡，著名建築工程師克蘭穆（R. A. Cram, 1863-1916）即指出民主選舉當缺乏了有品質的領導，最後就會招致「平庸的報應」（The Nemesis of Mediocrity）。二十世紀這些民主理論家的觀點當然不一定對，但戰後政治學的只談民主不談領導，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受到重要學者龐斯（Tames M. Burns）的注意，他發現到美國自從甘迺迪、馬丁路德．金恩之後，就再也沒有偉大的領袖型人物。他所謂的偉大，並不一定是要有甚麼豐功偉業，而是要替國家創造出新的可持續努力及分享的願景，他在一九七八年所著的《領導》一書裡，首次把「偉大」這個價值放進了政治領導人物的品質要求中。
戰後的政治學只談民主而不領導，除了政治學家本身有心理障礙，恐懼說領導會被誤認為是在鼓吹人治之外，這其實也和戰後的民意政治及媒體發展有關。戰後的社會發展加速，代表不同利益主張的民意日益蓬勃，特別是在一九六○和七○年代，社會的多元化加速，搞政治的人物顧得了這派民意就會得罪另一派民意，為了安全，遂養成一種「迴避」（Avoiding）的習性，那就是在各種民意眾訟來定時，就迴避掉問題，只有等到糾纏的民意自己理出了頭緒，才去做出選擇。在理論上這被稱為「社會過多元時的停滯不進」（Stagnation of Hyper-Pluralism），聰明的政客則是每天看著民意辦事，前總統柯林頓即是按民意辦事的翹楚，美國當代主要政論家喬．克萊恩（Joe Kleine）即評論曰：「 一個領導人只是跟著變動不居的民意辦事，這種是誰都會做，我們還要你做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