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醫學生涯主要是「研究血液及骨髓細胞」，因此這本《生技魅影》可以說是「我的細胞人生」（My Cell Career），表現我對現代細胞生物技術介乎神鬼之間，又愛又怕的觀點。以近代醫學進展而言，八○年代可說是「器官移植成功年代」、九○年代是「基因治療摸索年代」、二○○○年代則是「（幹）細胞研究當紅年代」。這三種研究，均非以傳統藥物或個體手術來治療人類疾病，雖有成有敗，但都展現了醫學研究者野心勃勃、鬼斧神工，甚至要「奪天地造化」的雄心壯志，也因此產生了許多倫理哲學或人權方面的議題。特別是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已經到了「爭與上天比高低」的層次了。正好在昨天，南韓國家英雄胚胎幹細胞學者黃禹錫因違反醫學倫理及意圖掩蓋而下台，成為國際大新聞。生殖細胞的研究及生殖醫學的發展，依我的觀點，更有可能未來因而改變人類歷史，影響尤其深遠。因此，這本《生技魅影》，也是當今細胞生醫技術與生命價值觀的各種角度之討論，有「Cell Technology and Human Life」之意義在焉。
因為我以骨髓移植起家，也以幹細胞研究見知於社會，因為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希望能打破國人在這方面的某些迷思。這些科技發展的文章也多少和人權、倫理有關，特別是在這些新科技的臨床試驗方面。「To Be or Not To Be」是我花了最多時間去寫的文章，因為這其實是牽涉到較多的醫學專業討論，但當時正逢政府在推動所謂「臨床試驗產業」，也正是全球醫學界正在討論我研究領域的成體幹細胞，是否應該進行「修補醫學」之大規模臨床試驗而分成兩派時。我希望能以我當年的慘痛經驗來表達出我的理念，也就是醫療新科技一定要有充分的實驗室證明，大、小動物實驗成果，一步一腳印，才能運用於人體，才能符合醫療倫理，因為人命無價，所以不可因急功近利而驟然進行臨床試驗。生醫科學的研究是超國界的，所以標準特別嚴苛，捷足先登者不一定是勝利者，要做到近乎無懈可擊，才能無愧於心，才能通過國際檢驗，而為世人所認同及讚美，才是最後贏家。黃禹錫的故事是個很好的例子。不僅看結果，也看過程，這也是學術和政治很不一樣的地方。
因此，在最近，我愈加敬仰詹姆士．華生（James Dewey Watson）。華生在五十一年前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發現ＤＮＡ，一九六二年兩人同獲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華生那時才三十五歲。發現ＤＮＡ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說兩人是醫學界的牛頓也不為過，但現在看來，華生對世界的貢獻比克里克大。理由是，一九八八年至二○○二年間，華生銜命主持可說是百年來人類最重要的跨國研究「人類基因體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為人類基因解碼時，處處表現了尊重生命倫理與哲學的真知灼見與大師風範。在他力爭之下，終於明訂總經費的五％必須用於「ELSI: Ethical, Legal, Social Issues」，也就是因基因體計劃研究所產生的「倫理、法律及社會議題」，這是何等的恢宏氣魄及高瞻遠矚。這也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生物倫理研究計劃，「ELSI」這個字已成為一個經典名詞（後來也有人用Impact影響來代替Issues議題），從此全世界的新式生物醫學科技研究計劃均必須有三％至五％的預算編列在ELSI的研究。以一位最偉大的生物學家創立最具人文思想的典範規格，將來人類必會感念詹姆士．華生這位人類文明史（不只是醫學史）上的巨人。
陳教授的文章中，最讓我起共鳴的是有關生技園區與臨床試驗的那幾篇。在生技發展上，「人才培養」、「研究創新」、「生醫倫理」是最重要的幾點。台灣現況，一方面看似投入生醫科技的人很多，但高級人才不夠，特別是研究型醫師（physician scientist）應大幅增加。再則「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生物醫學與電子資訊產業最不一樣的地方，政府最近已有大筆投資及改善，但仍有許多提升空間。而最近南韓黃禹錫的事件，也為全世界的生醫學者上了一課，就是做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所以一定要絕對誠實，不可以急功近利。台灣在地理上及背景上與南韓相近，更應有此警惕。像「To Be or Not To Be」的文章，就寫出了臨床研究者應有的良知與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