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僅可以研究傳主一生經歷與思想，同時也可以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與過往。

　

　　狄膺一向有留下紀錄的習慣，他從八歲起便有不全的日記，結婚後因故不續寫。留法期間曾有日記，但返國後因任職中央政治會議，擔心洩漏機密，所以暫停日記，僅在每日記賬的賬本中間錄雜感。直到遷徙來臺後，才復記日記。

　

　　1952至1953年的國策第一目標仍是反攻大陸，然而隨著準備時間拉長，經濟發展與反攻儲備開始產生矛盾。例如在農產品的出售上，應當以出口換取外匯，或者儲存以備反攻使用，兩者孰輕孰重舉棋不定，未能定下以何者為重之方針。立法院在此情況下，討論的議案也大半與物價、稅率等有關，可以看到臺灣1950年代初期面臨的經濟問題。



　　1952年初，《中日和平條約》急於簽定，政府的堅持、外交的難處，都被狄膺記載於日記當中。

　

　　在生活方面，物價節節上漲，通貨膨脹，而公教人員薪水維持不變，造成生活困難。狄膺雖然家人不在身邊，開支不多，但面對同鄉故舊的請求，也漸感濟助能力有限。

　

　　1952年10月，狄膺轉任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這數年間，前輩大老如居正、吳稚暉等紛紛謝世。另方面，由於大陸風聲日緊，家人舊友的通信受阻，消息不通，但斷斷續續傳來的家鄉情況大半令人不安，親友或遭清算，或被捕殺。但在海峽彼岸的狄膺一切無能為力，只能期望早日反攻而已。

　

　　對於書寫來說，瑣碎是一項缺點，但就史料價值而言，瑣碎的記事有時反而留存了更多資訊。從狄膺的紀錄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時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環境。這些跟著政府來臺的外省人們，或者原居本島的臺灣人們，他們吃什麼？住在哪？需要什麼用品？收入從何而來？出門如何移動？閒暇時去哪裡遊玩？在當時的臺灣，人們是怎麼「生活」的，從狄膺的細碎記事中，應可勾勒出部分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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