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忠於人生：顏元叔精選集

「人文大師系列」編輯前言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現代大學」的興起與建制，是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它不只引進現代國家的各種觀念與知識，更牽動此後知識體系的重構，教育理念的調整，文學書寫的新變，以及整體文化素養的提升，影響國家社會未來的走向甚鉅。1931年，梅貽琦校長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曾表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則又清楚地揭示出：能夠開創學風，陶染學子的「大師」，正是「大學」所以形構的重要骨幹。

　　對於「人文」學科而言，「大師」其實還另有特殊意義。我們的文化傳統素來講求「尊師重道」；所尊之「師」，往往不僅止於傳授知識與技藝的「經師」，更是兼具風範，能以其理念襟抱感召學子的「人師」。特別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裡，有心的知識分子身處艱難，卻仍然戮力於斯文。無論課堂教學、研究著述，抑或是文學書寫，在在體現出各自的時代承擔與文化追求，為社會厚植人文根基，也引領國家未來走向。尊之為「大師」，亦屬實至而名歸。

　　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第一所現代大學，自成立以來，即有人文學科之設置。1949年以後，更因兼納來自中國大陸與原本在地的學者，成為戰後臺灣高等教育的重鎮，多年以來，深耕於臺灣的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成果斐然。其間，前輩師長們的開拓導引，自是厥功甚偉。飲水思源，在臺大即將迎來百齡校慶之前，爰有「人文大師精選集」系列叢書之編選。

　　此一「人文大師」系列，係由臺大出版中心與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進行。2022年間，校方即已啟動百齡校慶的各項活動規劃，其中之一，即是由各學院分別推選若干位「光榮人物」，以供編入臺大「百年榮光」專輯。為此，文學院兩度邀集系所代表召開會議，最後共同推選出二十七位師長。這些師長們的學科領域遍及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可謂各從不同面向，為近百年來臺灣的人文研究與書寫做出重大貢獻。「人文大師」系列以此為據，精選師長們的個人代表作，彙為專集，選文大致依循以下四項準則：

　　一、能體現其人學術貢獻或文學成就之篇章；

　　二、未曾收錄於相關文集中之重要篇章；

　　三、能呈現其人風骨與時代精神之篇章；

　　四、具有開啟未來研究潛能之篇章。

　　此外，各集主編亦為該集撰寫「導讀」，深論全集之要旨。於是，各冊「精選集」便也並不僅止於「精選」各「大師」的著述而已。選集中或蒐羅佚文，或將原本的外文著述譯為中文，實多有學術研究的參考價值。雖然囿於版權及編者等因素，未必能為每位師長編選專集，仍希望藉此彰顯「大師」之成就、貢獻及時代意義，更為後續的相關研究開啟端緒。「人文大師系列」因此是回顧的，它以感念之心，向惠我良多的前輩師長致敬；也是前瞻的，試圖召喚新一代的學子繼往開來，共同迎向下一輪人文發展的盛世。

導讀?? ?

導讀?文學與人生（摘錄）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大亂避鄉」：從水頭村到臺大外文系

　　顏元叔，1933年出生於南京，但家鄉卻是在一千公里外的湖南省茶陵縣堯水鄉的水頭村，那不僅是他童年生長的地方，更是他心靈與認同的原鄉。在《五十回首─水頭村的童年》中，他對故里有如下的記述：

　　離開茶陵縣城，渡過東門河下，就是去堯水的路。堯水是我的故里，雖然從未謀面。中國人重傳統，只要是祖先生死的地方，只要是有祠堂的地方，就是故鄉。出生地不算故鄉。雖然我生在南京，抗戰勝利後又回到南京；南京對我沒有什麼情感，至少沒有故鄉情感。但是茶陵縣堯水鄉水頭村，卻像洞穴深處的一聲呼喊，呼喊起我內心的嚮往。

　　

　　對顏元叔來說，故鄉的意義奠基在兩個重要的歷史基礎上：抗日與反共，因為日軍侵華，所以他的父親提出了「小亂避城，大亂避鄉」的想法，將家人遷回湖南山區，顏老師才有了「水頭村的童年」。為了躲避軍隊，顏老師母親帶著一大家子從茶陵縣城躲入深山，雖然家族平安，但軍隊侵擾民家，搶食拉伕的經驗給童稚的他留下深深的印象。抗戰再而內戰，顏家從茶陵回南京再而落腳臺北，童年的故鄉於是成為回不去的桃花源，成為魂夢所繫的思念，因此他對堯水的回憶也是「對這個時代的抗議」。如他所說，「我的反共態度可以說是很情緒性的，而小時在家鄉的有關見聞就是這情緒態度的根由」。《五十回首》因此既是個人的回憶，也是時代的紀錄，更是顏老師抗日反共情感的回溯。可以說，若少了對一九三七與一九四九那兩段大江大海逃難史的認識，我們將無從理解顏老師和他那一代人所經歷的世界，也無從體會文學和人生的關係——對於他，那不只是理論與學術的問題，而是經驗與人生的體悟，是小人物對大時代的感應與省察。

　　1949年，國民黨丟失大陸江山，顏元叔隨父母遷臺，先後就讀臺北工職、建國中學，再而考上臺大外文系，受英千里、黎烈文等前輩的薰陶。1956年，臺大畢業；兩年後抱持著對莎士比亞的熱愛，赴美留學，先後在中西部的馬克特大學（Marquette University）和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修讀英美文學碩士和博士。還在讀博士期間，顏元叔已在北密西根大學（Northern Michigan University）擔任講師（1962-63；1964-65），並短暫返臺任教。留美期間，他廣泛涉獵了英美古典與現代的文學傳統，不論是用古英文書寫的喬叟（Geo?rey Chaucer）、彌爾頓（John Milton）、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浪漫文學、還是美國現代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而這些學習都成為他回臺後展開文學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也相當程度反映在他的學術和創作裡。不過，在這些憶述留美經驗、大都出版於1970年代中後和1980年代初的雜文裡——《玉生煙》、《笑與嘯》、《草木深》、《鳥呼風》、《平庸的夢》、《臺北狂想曲》、《飄失的翠羽》和《離台百日》等——尤其突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當時臺灣與美國社會的觀察與比較，以及對留美學生與家國時勢的臧否。例如在〈東方人的窮酸〉裡，他雖然也對當年海外遊子「托缽番邦」的節儉和落魄頗有微詞，但考慮到當年亞洲各國和美國經濟實力上的巨大差距，他也不認為海外遊子就得打腫臉充胖子，力求衣著體面，不失國格；相反的，對那些搬到近郊、「手裡抓緊永久居留證或公民證」、「苦盡甘來」的同胞們，他反倒略有譏諷；對那些保釣運動後「向左轉」，滯留海外、摻和兩岸事務的人，尤其嗤之以鼻。相較而言，他更認同與關心的，是每個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小市民們，那些孜孜不倦於巷道之間，能在「自己的天地裡去發現剎那的美好，片刻的寧靜」的你我；他更在乎的是在「鮮花、風沙、與鋼鐵揉合的生存條件」中仍不停建設著的臺灣社會。對社會—尤其是一般人的關懷、體貼與自嘲─是他創作中的核心。這些細節和感受或許也隨著時代巨輪的前進而逝去，但那份愛國愛鄉的心情仍躍然紙上，力透紙背。

　　1966年完成博士論文後，顏元叔即返臺加入臺大外文系。1969年即任外文系主任，並且在時任臺大文學院院長朱立民的支持與協助下展開一系列的課程改革，積極推動學院內外的學術發展，自此展開了個人的學術生涯，參與、影響了臺灣1970年代以降文學研究的發展。在這個階段，他的一大貢獻是引入新批評的理論與方法，並且應用在對中國文學，特別是現代詩、古典詩和短篇小說的分析上。雖然在他之前，新批評的想法和觀念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已有譯介，但較為全面性的介紹與應用，顏元叔仍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尤其他採用新批評學者（如Cleanth Brooks）的教科書作為教材，透過「文學作品讀法」課程推廣新批評的教學與批評方法，廣受大學採用，大大推進了新批評的接受度與合法性，以致於新批評的「細讀」至今仍是外文系研究與教學的特色之一。盧瑋雯就指出，顏元叔企圖為當時的文學批評建立一套人文主義的「價值系統」、訂立字質與結構分析的「客觀標準」，以推動文學批評的專業化，確立其嚴肅性，而新批評便是他得以指點文壇的利劍。

　　然而，整個1970年代，對臺灣人文學界最為關鍵、影響最深的，無疑是比較文學研究的推動。如前所述，他和朱立民聯手，與葉慶炳、姚一葦等中文學人合作，不只於1970年在臺大設立了比較文學博士班，培養學術人才，1971年更籌辦了第一屆的比較文學國際會議，並在舉辦兩屆後，於1976年成立了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以及創辦了《淡江文學評論》和《中外文學》兩份至今依然活躍的學術刊物，使得中外比較文學研究成為1970年代臺灣人文學界最具活力與生產力的學術範式。1974年顏元叔接任《中外文學》（第三卷第五期起）總編輯，他在「中外短評」的欄目中，陸續寫下對該刊的期待。第三卷第八期（文學理論專號）的中外短評〈一年之計〉最能體現他對比較文學的認識：即中西文學理論「攜手出現」，並對文學進行跨學科的討論。前者「實是《中外文學》自創刊以來的精神，即如何將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把握在同一視景之下」，而比較文學學會的成立，以及該學會主辦的系列演講，則讓「在臺灣搞中文的與搞外文的人，越來越接近，越來越有合作的精神」。他認為，「今日在中國的文學工作，『中』『外』文學的結合研究，乃是一條新的坦途——也就是說，比較文學是我們的大出路」。梅家玲也在《文學的海峽中線》中指出，「匯通中外、兼容並包、薪火相傳」正是《中外文學》的特色，而其中比較文學研究的路線，不只推動著創作，也對中國文學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學的闡發，卓有貢獻。

　　論戰中：顏元叔的新批評介入

　　在文學史上，論戰向來是理解歷史變化與學人貢獻的重要線索，而1970年代的顏元叔時常身陷論戰的炮火之中。這些論戰主要緣於他以新批評的分析方式對現代詩和古典詩提出了別具新意，但或許不夠深刻或正確的詮釋，而遭到詩人或學者的反駁，引發了較為激烈的言詞交鋒，但這也激發了文藝界更為深入的思考。在他關於現代詩的相關評論中，1972年6月發表於《中外文學》創刊號上的〈細讀洛夫的兩首詩〉一文，掀起了「颱風季論爭」，最受爭議。〈細讀〉基本上是一次新批評的操演，在字質、音響與結構的層次上品評一首詩的好壞。顏元叔將新批評的利劍對準了受到超現實主義影響的現代詩人。他雖然稱讚洛夫「有才氣，有魄力；語言的運籌顯得大膽，刻意創新」，卻認為他的詩作有「結構崩潰」的缺憾，以〈手術臺上的男子〉為代表，表現為「一堆破碎的影像」，因為詩作中的意象彼此之間缺乏相關性，使得詩作所經營的意象與命意措辭讀來甚為「任情」和「武斷」，相信洛夫若不是「受了超現實主義之害」，就是「誤解了超現實主義」。儘管顏元叔的觀點有新批評的理論作為基礎，但他的直爽和敢言引起了詩人們的不滿，而對其評論予以「學院派」的譏評。但這也因而啟動了文學評論，從詩人互評的同仁結構，轉向理論化與專業化的發展。

　　表面上，〈細讀〉點燃了新批評的火種，讓專業化批評的浪潮得以烈火燎原，但是顏元叔的用意更在於全面重建與發展現代中國文學。比方說，顏元叔雖然對余光中詩作中的語言意象與組織結構有所挑剔，認為《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兩冊詩集中，「還包括了少許主題膚淺，情操不深，技巧拙劣的詩」，但同時他肯定余詩的寫實主義路線，認為這「當可為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人的痛楚留下詩的見證」。在〈葉維廉的「定向疊景」〉一文中，他在肯定葉詩用語精確、結構謹嚴的同時，則將評詩的重點放在詩作「核心經驗」的經營上，而質疑：「葉維廉在其詩人的性靈生涯中，似乎尚未撞擊到某種核心經驗，尚未把握到某種中心關懷，如葉慈（W. B. Yeats）之於愛爾蘭，歐立德（T. S. Eliot）之於基督教，奧登（W. H. Auden）之於現代小人物等等。是不是在主題上葉維廉缺乏一個哲學中心呢？」雖然這樣的批評也落入了以西方文學為絕對參照範式的問題，與顏氏在新批評影響下，對篇章統一性（即結構）的要求密切相關，但在意念上，它更指向了主題與技法的整合向度，追問現代中國文學如何可能的嚴肅思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對葉詩「古典迴響」的批評特別值得注意。他認為，雖然大量用典是葉詩的特色，但是葉維廉不像歐立德那樣，總能透過典故建立「同存結構」，將過去的作品引入現代，連接與轉化傳統；葉詩的典故只是借辭，而不是引義，因此無法豐富詩篇自身的含義，或是創造新的意義。他所期待的作品，是在主題與體裁上具有時代性、民族性與哲學性的作品，是那些可以再現民族血淚、承擔生命沉思的宏大敘事。儘管如此，他相信「古典迴響」仍不失為一種連接傳統與現代的途徑和方法，「讓現代詩裡浮現著古典詩的影子」。

　　為了接連古典與現代，顏元叔做了相當的努力，這特別可以在他和葉嘉瑩、夏志清與徐復觀的辯論中看到。顏氏在1970年代發表了多篇談論中國古典文學的文章，而引起了中文學界的側目。旅居海外的葉嘉瑩，語重心長地寫就長文〈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為現代批評風氣下舊詩傳統所面臨之危機進一言〉，在《中外文學》連載兩期。她的基本批評是：

　　我們的生活、思想以及表情達意、用辭造語等等的習慣方式，既都已經遠離了舊有的傳統，而我們所使用的新方法與新理論，又大都取借於西方的學說和著作。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對舊詩的批評和解說，是否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誤解，這種誤解又究竟應當如何加以補救，這些當然都是在今日此種兩歧之發展下，所最值得反省思索的重要問題。

　　對葉嘉瑩而言，新批評不是不可以用，西方理論也確有燭照之功，但是研究舊詩，不能無視於古典文學傳統的存在，鑑賞古典文學的能力也不是西方批評傳統一朝一夕可以養成與涵納的。更大的問題是，以今觀古造成誤解與誤讀，將使現代與傳統的距離愈來愈遠，愈發無法溝通。承續傳統學術的香火，避免新批評的西風壓倒一切、誤解乃至離棄了中國文學的傳統，是葉嘉瑩不得不為文反駁的原因。

　　面對中文古典學界的批評，顏元叔堅持，文學批評的重心不是歷史或傳記之類的外圍資料，而是「文學本身」，即「文學作品的內在藝術結構與旨趣」。他認為，五四以降，「舊詩新詮」已是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古典文學必須透過批評與當代接合，而不是固守傳統而僵化。在回應葉嘉瑩的文章中，他就寫道：「了解過去與接納過去是兩個不同的層次，雖然兩者是相連的。了解過去為求過去之真實，接納過去為求現代之滋養；在後者的過程裡，過去不得不受到現代意識之咀嚼，吞食與消化了。」顯然，兩者的討論缺乏交集，但是顏元叔將新批評的手術刀指向古典文學並非偶然。呂正惠曾在〈戰後台灣小說批評的起點〉中評論道：顏元叔「希望以他古典詩批評為中國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打開一條出路，但可惜後來歸於失敗」。但是，確立新的批評範式，期待古典文學向外開放，成為現代文學的滋養，則是他不變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