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三國史中的權謀與角逐：亂世崛起，三國英豪！從內亂到統一，英雄與奸臣的時代

序言

旁敲側擊掘真知，融會貫通鑄汗青

　　漢末三國歷史，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林中一座龐大的「寶庫」。在文藝創作方面，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通俗小說及多部影視大劇廣為宣揚，而致東亞民眾耳熟能詳；在史實典籍方面，亦有《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鉅著交相輝映，令人得其精華之涵澤而深以為益。

　　我於十八年前確定寫作《司馬懿吃三國》、《三國終結者司馬昭》兩部貫穿整個漢末三國時期近百年的長篇歷史小說，從那時候起便與魏晉三國的歷史研究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因為，再優秀的歷史小說，也必須有豐富而準確的史料以為骨幹支撐，否則寫出來只會謬誤橫生、貽笑大方。

　　當時，我直接便從史學原典入手，就以《後漢書》、《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鑑》這四本書為基礎性數據。然後，再找到田餘慶老師的《秦漢魏晉史探微》、《東晉門閥制度》，王夫之大師的《讀通鑑論》，陳寅恪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錢穆大師的《國史大綱》、《秦漢史》、《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以及多位當現代史學家的三國論文集為參考書，借為龜鑑，邊研邊寫。同時，我在網路上還加入20餘個三國迷討論群，隨時從中汲取三國史的前沿研究新知識，並將自己的心得體悟放到討論群與網友們切磋交流，取長補短。

　　記得我在《司馬懿吃三國》小說初稿中曾把時人的坐具寫成了「紅木椅」，立即被網友們指出了謬誤：那時的坐具是榻和席，椅子要到唐宋之際才會出現。我又寫到書中的人物角色吃番薯，其實這也錯了：番薯是從明代由西方傳入中國的。我還把荊州刺史的官階寫成了「三品大員」，後來才知道刺史一職在三國時期的別稱是「州牧」，其官秩為二千石，而不是用品級來劃分的。這些細節方面的錘鍊，促使我在探史洞幽之際愈發嚴謹求實，絲毫不敢虛妄。

　　而且，在寫司馬懿、司馬昭系列歷史小說的同時，我也漸漸對三國歷史中雲遮霧罩的各種問題產生出了不少隨想和啟發，也探索出點點滴滴的新穎見解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整整做了四大本的心得筆記。而這些記錄下來的隨筆感悟，便成了我今天這本書的雛形和藍本。

　　寫這些史籍心得見解之時，我牢牢堅持了三個原則：別人寫透寫爛了的題材，無論多麼熱門，我絕不會跟風再寫；別人窺而不深或探而不入的重要論題，我可以寫得更深更新；自出心裁而又有據可證的題材，我便緊抓不放、深耕細作。例如「西涼武人集團」，這個歷史名詞被不少史學家提起，但此前卻並沒有一個史學家將它的來龍去脈寫深寫透。我自己就在史書中多方查詢資料、整理線索，終於把這個題材盡量寫了個明白透澈。又如「中原名門世族集團」，陳寅恪和田餘慶二人只是一筆帶過，其他史學家也對此語焉不詳。但我便抓住「黨錮之士」、「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潁川系世族集團等關鍵角色，一路縱深追蹤，直到還原了他們的歷史面貌與命運走向。

　　在這三個原則之上，我反覆咀嚼消化各種史料，多次修改自己的歷史論文。以我的創作經驗而論，我覺得寫歷史小說其實更加容易一些，因為它可以允許「自圓其說」的適度虛構。但寫歷史論文不行。它必須要百分之百的求真求實，它必須要邏輯嚴密、持之有據，而不能無的放矢、憑空捏造。這本書，我總共創作了兩年左右的時間，凝聚了我大量的腦汁和心血。在完稿之日，我甚至將自己的歷史論文寫作經驗總結成了一首小詩：「覓史探幽溯本源，每有會意輒細評。絲絲入扣巧推理，尋章摘句來證明。」

　　我個人認為，要寫好一部史學著作，我們應該做好三個角色：一是歷史資料的「採礦者」，二是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三是歷史敘述的「還原師」。

　　首先，如何做好歷史資料的「採礦者」呢？我們知道，歷史的真相永遠是「碎片化」、「多面化」、「多維度」的，絕對的真實幾乎是不存在的。它散落在冠冕堂皇的正史中，也隱寓在光怪陸離的野史裡。我們就應該從各種數據中，把大大小小的歷史真相之「碎片」盡可能地找全、拼好。實際上，像陳壽、范曄、房玄齡、司馬光等這些古代歷史學家是非常聰明睿智的。他們在史書中既有旁敲側擊的「曲筆」，又有蜻蜓點水的「簡筆」，用以規避某些不可抗之因素。然而儘管如此，他們也不會刻意編造或扭曲真相，而是把真相寫得很簡略、很含蓄、很巧妙，留待有識之士的用心發掘。這就需要我們煉成一雙「火眼金晴」去洞察和剖析。我們要特別注意尋覓史籍之中的那些反常之處與蹊蹺之處。越是蹊蹺越是不合常理的史料，無論它多麼新奇多麼耀眼，就越是值得我們大挖深挖的「金礦」，就越是能夠幫我們找到真知灼見的「鑰匙」。

　　其次，如何做好歷史推演的「福爾摩斯」呢？在找到一串串「吉光片羽」式的歷史真相數據後，我們應該學會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的聯動推理，力求抓準真相的主幹。在這裡，我願現身說法，舉出一個我在深研三國歷史過程中嚴謹推論的例子來加以說明。我研究曹魏開國之初的政治權力格局版圖時，發現除了潁川系世族集團獨占鰲頭之外，青州系、兗州系、河北系、關中系等各大世族集團也各自據有「一席之地」。然而，唯獨荊州系世族集團卻似乎「整體缺席」了。在《三國志》的正傳記載中，荊州系世族名士代表有兩位：一是魏國首任尚書令桓階，他是荊州長沙郡人氏；二是韓暨，他是荊州南陽郡人氏。桓階晚年深得曹丕寵信，又身居「百官總領」尚書令之高位，顯然為荊州系世族集團之首腦而無疑。但他逝世之後，竟被陳群、司馬懿兩個豫州系的世族首領分別「瓜分」了尚書臺。以桓階之權勢威望，竟然至死也未能安插一個荊州系的名士進入尚書臺擔任要職。這是何等弔詭的一幕？即使是與桓階同出荊州系一脈而唯一冒出頭來的韓暨也是一直到魏文帝曹丕黃初七年才勉強做到了太常之官的虛職，而且直至臨終仍只是太中大夫，官秩始終停留在二千石。荊州系世族集團在魏國政壇居然遭到如此冷遇，實為大大的反常。

　　後來，我忽然翻閱到了東漢建安末年那一場牽涉數千人的「魏諷之亂」一案時，方才有所啟發。在《三國志》、《資治通鑑》裡明文記載了魏諷之案所牽涉到的部分人員：張繡之子張泉、文欽、劉廙兄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觀閱這份名單，除去文欽之外，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共同點」：劉廙兄弟、宋忠之子、王粲之二子及張泉（張繡、張泉之籍貫本為涼州，但他們都曾在劉表治下的荊州駐居過）等人都具有原劉表旗下荊州系世族集團的門戶背景，他們都是以降臣身分入魏從仕的。在建安十三年降曹前後，他們都和劉備集團有過或多或少的交往和連繫。例如宋忠，在劉琮決定降曹後才被派往劉備處說明情況，後為劉備大度地釋放而去。「（劉）琮令官屬宋忠詣（劉）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摘自《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宋忠受此寬待，他的兒子自然難免亦對劉備集團有所好感。王粲之子的心態也可能如此。而建安二十四年秋季關羽自江陵發兵北伐曹操之際，他們遂同時追隨魏諷在鄴城掀起反曹之暗戰。這樣的巧合，只能證明這些原屬於劉表旗下的荊州系世族們不甘魏室之冷遇或歧視，與關羽暗中通氣、遙相呼應、合力抗曹，確是歷史的真相。而留守鄴城的曹丕則一手鎮壓了這場「魏諷之亂」，並以此作為自己立嗣之爭的政治資本，贏得了曹操的青睞。正是由於「魏諷之亂」是曹丕親力親為的欽案，所以後來才會牽連到魏國內部幾乎所有出身於荊州系的官員、士人被打壓和冷遇。故爾，以桓階之圓融練達、位高權重，也無力為荊州系世族集團的政治前途「解凍」。

　　這個結論，便是我以「福爾摩斯」式的歷史推演法而得出的。至於怎樣展開環環相扣的推演，我所舉的這個例子應該便是「活標本」。

　　第三，如何做好歷史敘述的「還原師」呢？我個人認為，把歷史的真相深入淺出、明白曉暢地擺到讀者的面前，其實很不容易。在這方面，田餘慶先生、王夫之大師是做得極好的：他們的文章清澈如水、開闊似川，脈脈深流，娓娓道來，引人入勝而欲罷不能。反面的典型卻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用西洋的語法描寫東方的典史，枯澀生硬，故作高深，強不知以為知，令人看了頭痛。例如中國的官僚體系有「陰陽臉」之分，這幾乎是中國歷史潛規則之共識，又何須他來大書特書、不亦樂乎？了無新意，只是刻意賣弄一些空洞、僵化的詞句來繞暈讀者罷了。我們正確的筆法，應當如朱光潛先生所言：「思想條理必須清楚，情致必須真切，境界必須新鮮，文字必須表現得恰到好處，謹嚴而生動，簡樸不致枯澀，高華不至浮雜。」又如王夫之大師所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途，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湯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於是遊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鉅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捨。」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盡量還原真實的歷史，讓讀者在「曲徑通幽、山重水複」的文字美景中流連忘返。

　　歷史的探索是永無止境的。我們要學會在自己的頭腦中展開「虛擬辯論賽」，不斷地尋找反方的證據、證言來考驗自己作為正方立論、敘述的正確性與真實性，要讓自己的推論在千錘百鍊之後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唯有經得起懷疑、經得起反駁、經得起拷問，我們的知識才是正確而扎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