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青春與死亡的對決──賴興煬在西伯利亞勞改的故事
楊孟哲
臺灣自解嚴以後，臺灣史才開始被重視，且其議題也才能重獲建構。在日帝戰敗，受到現實利益影響的臺籍老兵卻得不到日本任何賠償，再加上我國跟日本沒有正式邦交，故日本政府對殖民時期臺灣人的賠償問題避重就輕。而日本政府學界對於西伯利亞勞改關東軍的相關研究，皆以日本人為主體，臺灣老兵史料卻付之闕如，從而忽略此至關重要的議題。綜上所述，除了欠缺以臺灣人的視角來重建歷史的真相。更甚之，不僅是還給老兵一個公道之外，必須留下老兵微弱的聲音與流放的足跡，深深鐫刻這一段臺灣人被大和民族利用再遺棄的不幸歷史。
歷史是需要被紀錄的，且人們必須以史為鑒，方可知興替、明是非、防複沓！
賴興煬先生是日帝時期的臺籍充員兵之一，更是被押解去西伯利亞勞改的九名臺籍日兵中──最後一名倖存者( 賴老先生已於2020 年10 月辭世)。他當年因家境貧窮想改善家計，而被日帝官員說服去當兵，並簽下類似「生死狀」的契約。最終，他卻不知道為何而戰，更於日帝戰敗後被蘇聯軍俘虜，遭運往勞改營並度過三年半之久的非人道歲月。此種艱苦生命經歷，除了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與客家「硬頸精神」之外，也反映出臺灣這座寶島曾經遭受過的不幸歷史創傷和留下的斑斑血痕。這樣的歷史烙印，實則更凸顯出臺灣人在國際視野和歷史舞台上，皆面臨極度的艱難和尷尬處境。
隨著賴老先生的離世，這段歷史更顯得迫切需要被保存。所幸的是，我們仍保留著珍貴的證言。如若我們今時不將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來日仍將重蹈覆轍，再次陷入相同的愚昧暴行。因此，透過影像和文字的紀錄，方能重新審視殖民的殘酷印記，深思臺灣人民被日帝剝削的價值，以及五十年統治所帶來的反思。賴興煬老先生的獨特人生經歷值得被傳承和紀念，透過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啟發和激勵更多的人。我們深信，他的故事將會成為一個具有深刻啟示性和教育意義的例子，激發人們去探索、學習和成長。
1945 年8 月8 日，蘇聯對日帝宣戰，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敗日帝關東軍，而戰敗的日軍戰俘被強制接受勞改。依據蘇聯的《安置勞動命令》國防委員會第08.23.45 號第9898ss 號決議，被帶往蘇聯各地及西伯利亞集中勞改。其中，有些無辜的臺籍日本老兵甚至也被一併帶走，但值得慶幸的是，最終全數臺籍兵皆安全返回臺灣。
依日方資料顯示，遭蘇聯帶走的日軍及其他人員( 滿鐵職員、滿洲國官吏、警官、軍屬等)，約有64 萬名戰俘，其中約47.2 萬名分散於西伯利亞地區，1.3 萬名分布於外蒙古，6.5 萬名分布於中亞地區，其餘約2.5萬名分布於俄羅斯的歐亞地區。估計有超過1.2 萬處的戰俘營，以及約100 多處監獄。這些營區分布範圍極廣，東至堪察加半島，西至聶伯河，北至北極海岸，南至帕米爾高原山麓的西側。
於此期間，許多臺灣人主要聚集於西伯利亞灣岸一帶，從海參崴市到沿岸地區、伯力、伊爾庫茨克和赤塔等地進行苦力工作，上述之處都留下了臺籍兵的足跡。而在該地的工作包括修建鐵路、挖礦、砍伐森林、建造港口以及參與城鄉建設等。
曾滯留於西伯利亞的臺籍老兵，如賴興煬( 新竹縣)、唐中山( 彰化縣)、葉海森( 花蓮縣)、陳以文( 宜蘭縣)、蕭瑞三郎( 不明)，及已歸化日本籍的吳正男( 日本橫濱)、陳旺( 日本千葉縣) 等，應皆已不在人間。而當時被俄軍扣留的臺籍日本兵大多選擇回到臺灣，僅少數因為認同問題而留在日本，最終歸化大和民族。
經過多年的努力，對於賴興煬老先生的生平背景、從軍、駐地轉移背景、西伯利亞戰俘生活和回臺經歷進行詳細的口述歷史採訪。賴老先生於1933 年(9 歲) 進入關西公學校就讀，1944 年成為日本海軍志願兵入伍，最後輾轉被派至北韓元山港。然而，1945 年日帝宣布戰敗投降後，他並未直接回到臺灣，而是被前蘇聯軍隊帶到西伯利亞，在蘇城(Suchen，現為游擊隊城〔Partizansk〕) 及其鄰近地區進行了三年半的無償勞動。面對這個突來巨變，賴興煬老先生充分發揮了「異地適應求生」的客家精神，在西伯利亞天寒地凍的艱困環境中奮鬥生存。在他內心持續追求「回鄉」的信念與堅持下，克服種種困難，最終在1949 年透過日本舞鶴港回到臺灣。之後，賴興煬老先生定居於新竹縣關西老家，且持以客家人的勤儉精神成家立業。
雖經過戰爭的摧殘，戰敗的日本新政府卻仍能延續日帝的許多事物，如國旗、國號、戰旗和皇族利益等，種種皆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得以保存與延續法統。且為表彰日軍士兵保皇為國、出生入死的精神，新政府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就立法撫卹，從昭和23 年(1948 年) 特別給付金額25 萬日幣的賠償金增加到昭和30 年（1955 年) 高達150 萬日幣。
至於日本被他國強制拘留的人，則於平成22 年(2010 年) 通過法律《戰後強制抑留者?係?問題????特別措置法》第45 號，以解決其相關的問題。
其重點條文如下表所示：
第一條
本法規定戰後被強制拘禁並進行勞改的人，因長期生活在惡劣環境下，被迫從事艱苦的勞役工作，飽受痛苦與煎熬。鑒於這些人所經歷的特殊情況，本法的目的在於提供慰問，採取措施緩和其苦難，並制定相關措施以進行調查，確保其權益。
此外，本法明確對戰後被勞改、拘留及強制勞役的人進行實況調查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以更全面地瞭解其經歷和遭遇，進而針對相應的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第二條
本法規定適用戰後被勞改的人員，其定義為:「因1945 年8 月9 日的戰爭結果，而於1945 年9 月2 日以後被強制拘禁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加盟國或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人員」。
經由日本朝野全力支持，上述法案於2010 年6 月16 日在眾議院通過。然而，法案條文中的內容讓人既憤懣又感慨：「難道日本人就是人，而臺灣人就不是？」戰前，臺灣人被稱為「天皇赤子( 兒子)」；戰後可稱為「臺民棄子」。戰爭期間，臺灣人、原住民及義勇兵等都曾被強制徵召入伍。根據1942 至1945 年日本的統計資料，臺灣兵的人數高達80,433 人，軍屬更高達126,750 人，總計207,183 人。然而，其中約有30,304 人不幸犧牲於戰爭中，另有約22,671 人下落不明。
日帝統治時期，視臺灣人民為皇民，並以軍國主義高喊「皇國一體」、「盡忠天皇」，並高舉「皇國存亡僅此一戰，激勵動員全面迎敵」的口號，號召全體將國家的存亡置於第一位。但戰敗後，臺灣人民卻被視為呆民、棄民、賤民。戰前日帝政府不惜編織謊言，利用臺灣人的善良和信任，讓他們為日帝皇軍效力，不禁讓人痛心疾首，嗚呼哀哉！可憐的臺灣人民戰前為日帝付出生命、敢死沙場，戰後卻不適用於日本任何法律或賠償條款，「戰前大日本帝國已經無良一次，難道現在還要再失德一次嗎？」。而時至今日，反觀臺灣人民的思想漸從「親日到媚日再到癡日」，這樣的思維勢必帶來危害。更令人悲泣的是，由此可彰顯出臺灣人似乎已忘卻這段歷史痕跡。
戰後，當日本政府舉發蘇聯強制勞改日軍，而口沫橫飛地大談國際法與人道精神之際，卻似乎忘記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於泰國桂河大橋集中營，對女性士兵進行殘酷的虐待和侮辱，日本政府緬懷人道主義，滿腔日內瓦公約，卻忘記了自己，在二戰南洋一帶逮捕五萬多位英美聯軍、在日帝集中營被日軍虐殺，而死了將近四萬多位的慘劇。及在臺灣的金瓜石戰俘集中營，關押多國士兵達400 餘名，更使其遭受飢餓、寒冷、疾病等，生不如死的痛苦。日軍之罪過已然罄竹難書，且深深地烙印在歷史紀錄之中，但是那些飽受欺凌的戰俘與關在集中營內的士兵是否有獲得「日皇德仁的人道關懷？」在這其中，戰時日本政府是否有遵循國際法規則對待他人？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日本電影《人間的條件》揭露了日帝軍國主義的滔天大罪之外，也深刻反省了「軍國主義」對人性無情的摧殘。「神道主義」下讓人喪失人性，所謂「武士道精神」使得人的道德崩潰，摧 了一個人的基本道德，視敵為仇視民為敵，高舉武士刀，殺殺殺罪惡灌滿一生。
更諷刺的是2023 年3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來到烏克蘭首都旁的布查鎮紀念碑前，批判俄羅斯在此地行大屠殺表震怒！請問岸田要如何面對？日軍在臺灣、大陸、朝鮮曾做過的慘不忍睹虐殺行為！是否也用相同的批判標準，勇於面對亞洲各國發表道歉祭文。日本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面對過去的歷史應像德國一樣勇敢面對昔日的錯誤與罪行，尤其是對於戰前所統治的殖民地，如中國滿州、臺灣、朝鮮、琉球群島、北海道愛奴族以及短暫統治下的南洋諸國，公開道歉並進行賠償。
雖敢說，臺灣人生來就要受苦受難。受苦受難也許是為了生活。但也該獲得應有的回報。人人生而平等，生長在日帝軍國主義時期，不幸處於那種時代背景，慶幸沒有死在西伯利亞勞改營。賴興煬靠著意志力拯救自己，深信──有一天我會回家。
序
我的父親──賴興煬
賴世仁
19 世紀末，滿清政府年代，發生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政府戰敗，1895年簽定《馬關條約》，把臺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國，成為它的殖民地。我的父親賴興煬在殖民時期1925 年9 月2 日誕生，兄弟姊妹共十人，在家中排行第五，上有三位姊姊、一位哥哥，下有四位弟弟及一位妹妹。1938 年小學畢業後，便在家幫助父母親種田、種茶等農務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在臺灣殖民地強行徵兵去參與作戰，伯父賴興旺被徵調去海南島，而家父也在1944 年8 月1 日以「志願」被徵兵到左營海軍基地受訓，從此便成為臺灣日本兵了。
受六個月訓練後，便分派到各地區參與作戰，我父親與其它的13 位臺灣人被派到海外戰役，從基隆港坐商貨船到上海，再轉進北朝鮮元山港日本海軍基地作戰。
1945 年8 月8 日蘇聯正式對日宣戰，不到兩週日本兵敗如山倒，蘇聯軍長驅朝鮮半島，日本天皇在同年8 月15 日宣告戰敗投降，元山港也淪陷繳械投降，我父親他們也成為俘虜。9 月過後蘇聯強行把他們帶到西伯利亞，從納霍德卡港上岸進入蘇城附近的勞改營，強迫勞改工作，我父親兩度因病差點客死西伯利亞。
1948 年9 月至10 月間，臺灣日本兵──我父親與其它兩人同袍，為最後一批獲准從納霍德卡港離開西伯利亞到日本舞賀港上岸回到日本的士兵，脫離死神的勞改營，重見天日。回到舞賀港再轉往長崎佐世保最後到下關，搭鹽船回到臺灣嘉義布袋港上岸，馬上被帶到臺北北警屬，1949 年元月回到故鄉新竹關西居住地。
父親當了臺灣日本兵前後5 年，自西伯利亞、日本到臺灣後，在1950年結婚成家立業，育有三女四子，共七個孩子，本身因無專業知識與技能，全靠雙手打零工做雜役，賺取微薄金錢，養活全家非常艱苦，但也都平安過來，現今子孫滿堂、各自成家立業，很是安慰，也盡到了男人該有的責任。我的記憶中父親從沒說「苦」這個字，給人印象是一位忠厚誠懇樸實認真認份的好男人，有委曲都能忍下來，絕不去得罪任何人，全靠鬥志毅力渡過。
2015 年秋，一個偶然，結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楊孟哲教授，專程到家中拜訪家父，訪談中一見如故又投緣，因此接受口述歷史訪談。言談中聊起了臺灣日本兵在西伯利亞勞改的故事，幾次訪談後經由楊教授提議，重回西伯利亞勞改營造訪並拍攝紀錄片。
終於，家父在2018 年9 月21 日大病初癒後，以94 歲高齡，歷經70年後重回西伯利亞勞改營地區造訪回顧，是臺灣日本兵唯一幸存在世前往者，很慶幸也是榮耀。文末代父親感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楊孟哲教授所領軍的師生團隊及好朋友們，共同完成了父親在西伯利亞的紀錄片及論文〈日帝軍國主義下臺灣兵在西伯利亞勞改口述歷史之研究〉、〈日帝時期臺灣籍日本兵創意插畫表現之研究〉書畫冊等。更要感謝我的老長官，三商行企業集團，創團元老董事長翁肇喜先生，以及新竹縣關西區前縣議員嚴永秋先生，兩位資助部份旅費才能重回西伯利亞之行。父親更祝福幫助過他的親朋好友、先進們福壽安康！家庭幸福美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