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談中得來
白睿文
二十多年以來，除了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之外，我的另外一個學術方向就是文化口述歷史。初始的動機是因為我發現我所研究的領域特別缺少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當時除了記者針對某一個具體的文化事件或為了宣傳一部新作品以外，比較有深度而有參考價值的口述資料非常少。但不管是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或從教學的角度來考量，我總覺得聆聽創作人自己的敘述，是了解其作品最直接而最有洞察力的取徑。當然除了作品本身，這些訪談錄也可以幫我們理解藝術家的成長背景、創作過程，以及他們所處在的歷史脈絡和面臨的特殊挑戰。
當我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便已經開始與各界文化人進行對談或訪問。一開始是應美國《柿子》（Persimmon）雜誌社的邀請，他們約稿我訪問資深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中國作家徐曉等人。我後來在紐約經常被邀請替很多大陸和台灣來的作家和導演擔任口譯。跟這些創作人熟了之後，除了口譯我也開始私下約他們談；這樣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訪談旅程就開始了。我當時把我跟侯孝賢、賈樟柯等導演的訪談錄刊登在美國各個電影刊物，包括林肯中心電影社主編的《電影評論》（Film Comment）雜誌。後來這些訪談很自然地變成我學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對談集，該書收集了我跟二十位資深電影人的對談錄。後來又針對侯孝賢導演出了一本長篇訪談錄《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實際上，從1998年至今，我採訪各界文化人的計畫一直沒有間斷，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一直默默地在做，而且時間久了，就像愚公移山一樣，本來屬於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訪談計畫，漸漸變成一個龐大的文化口述史項目。之前只刊登有小小的一部分內容，它就像冰山的一角，但大部分的口述資料一直未公開曝光，直到現在。
這一套書收錄的內容非常廣泛，從我跟賈樟柯導演的長篇訪談錄到崔子恩導演對中國酷兒電影的紀錄，從中國大陸的獨立電影導演到台灣電影黃金時代的見證人，從電影到文學，從音樂到舞蹈，又從建築到崑曲。希望加在一起，這些採訪可以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文化轉變。它最終表現的不是一個宏觀的大歷史，而是從不同個人的獨特視角呈現一種眾聲喧嘩，百家爭鳴的文化視野。雖然內容很雜，訪談錄的好處是這個形式平易近人、不加文飾，可以深入淺出，非常直接地呈現創作人的創作初衷和心路歷程。從進行採訪到後來的整理過程中，我始終從各位前輩的創作人身上學到很多，而且每當重看訪談錄總會有新的發現。因為秀威的支持，這些多年以來一直放在抽屜裡的寶貴的採訪資料終於可以見天明。也希望台灣的讀者可以從這些訪談中獲得一些啟發。
生命一直在燃燒中，人一個一個都在離去。我們始終無法抓住，但在有限的人生中，可以盡量保存一些記憶和歷史紀錄留給後人。這一系列就是我為了保存文化記憶出的一份小小的力。是為序。
推薦序
說吧，記憶
這本書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深入訪談中國電影工作者崔子恩的成果結集。這些訪談並非一氣呵成，而是十餘年累積沈澱的成果。在求新求快的網路時代，這本集子反其道而行，慢工出細活，也就顯得特別珍貴。
崔子恩的名聲，主要來自於他在文學、在影像刻畫的中國同性戀。這些處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同性戀者，一方面跟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快車進入大城市，另一方面卻又跟大都會的價值觀產生摩擦。我在本文特別採用「同性戀」而不是「同志」這個詞，是因為崔子恩在訪談中指出「同志」一詞在中國已經和平取代具有挑釁意味的「同性戀」。既然如此，為了彰顯崔子恩堅持的反骨精神，我在本文採用還沒有被馴服的「同性戀」一詞。
崔子恩身兼多種局外人身分：他除了是出櫃的同性戀者，也是遷徙到北京的哈爾濱人，並且見證過文革跟宗教嚴重衝突的（前）天主教徒。用學術術語來說，他剛好體現了「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身為（前）教徒，他反而比許多非教徒更能夠擁抱同性戀；身為哈爾濱人，他發覺家鄉反而尊重多元價值，北京偏偏受限於一元的教條。他在1980年代出版學術體制內的文學論述，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發表完全體制外的同性戀題材文學創作，並且從1990年代末期製作同性戀題材的影像創作。在平行時空，白睿文也早在1990年代展露頭角：他同時以現代中文文學的英文翻譯以及華語電影的歷史研究聞名學界，也曾經受邀來台灣擔任金馬獎評審。崔子恩和白睿文同樣不只是文本（學術界、文學界、電影界等等的文本）的勤奮生產者，更是走入社群的慷慨參與者：崔子恩在中國同性戀社群的地位資深，是社群的行動者、見證者，也是批評者——他並非一味袒護中國同性戀社群，反而不時勇於提出批判。白睿文參與社群的方式，則是為華語電影社群撰寫多聲道的口述歷史：他長期訪問多位具有指標意義的華語電影從業人士，為他們立傳，因此銘刻足以凝聚社群的文化記憶。
我樂意宣稱：要認識中國同志社群就不能錯過崔子恩的講古，要認識華語電影社群則不能錯過白睿文的觀察。
不過，這本崔子恩和白睿文的訪談錄雖然可貴，卻幾乎不可能在中國出版。倒並不是因為崔子恩不算指標性的華語電影旗手，而是因為崔子恩的指標性就在於他始終鮮明的同性戀旗幟。北京政權不放心同性戀，崔子恩訪談錄自然無法在中國上市。不過，這本訪談錄要在台灣出版，也不容易。難道是因為台灣也不能接受高舉同性戀旗幟的藝術家嗎？當然不是，畢竟今日台灣根本是亞洲同性戀藝文的伸展台。那麼，難道是因為台灣民眾不能夠接受來自中國的同性戀嗎？也不盡然。眾多中國網路劇、歷史劇、直播主、健身模特兒，早就透過各種電腦網路平台，向台灣民眾兜售直接或間接的同性戀情慾想像。透過商業化包裝的中國同性戀故事，早就在台灣大發利市。問題是，崔子恩其人其作呈現的同性戀文本，偏偏就是沒有經過商業化包裝，甚至刻意反對商業化包裝。崔子恩在訪談中明確表示，他並不希望他的影像提供觀眾淚腺和生殖腺的宣洩機會。為了避免觀眾太輕易達到消費的狂喜，他在作品頻頻祭出俊美裸男之際，卻禁止這些美男子輕易陷入情慾滿足的時刻。簡而言之，既然崔子恩拒絕商業操作，那麼他和他的作品也就不容易獲得台灣市場青睞。
白睿文的多種學術工作都有意挽救世人的失憶症。這本訪談錄也具備同樣效用。白睿文和崔子恩並沒有特別強調電腦網路在今日中國同性戀文化扮演的角色，但我發覺他們兩人剛好召回了一個埋藏在昔日的風景：也就是，電腦網路在中國狂飆之前的同性戀生態。他們搶救回來的記憶特別重要，因為今日各國民眾（不管在台灣、中國還是歐美）往往只記得經過電腦網路彙整的中國同性戀景觀，至於沒有被網路收編過的人事物就等於沒有發生。正因為崔子恩的多種著作都創生在中國網路發達之前，也因為他並沒有在網路盛行之後將自己改造成為網路紅人，所以過度仰賴電腦網路的民眾很容易完全遺漏崔子恩曾經交出來的同性戀成績單。
同性戀如同出場的丑角，在說出笑話之餘也說出真言。崔子恩的口述歷史至少讓我重新思考對於天安門事件、中國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等人權英雄、姜文等影壇聞人的想法。對我來說，崔子恩的說法與其說是揭發、揭祕，不如說是提供了一種又一種旁觀中國的外野視角，刺激讀者進行辯證性的思考。中國何其複雜，但是我們通常只得到被截斷的中國片段歷史，以及被揀選的某些中國詮釋，因而被迫在一個又一個中國議題上頭做出過度簡化的評斷。因為崔子恩勇於回憶，也因為白睿文勇於遞出麥克風，讀者如我才得以重新看見中國的複雜度。
紀大偉，2022年春天，台北木柵指南山下
